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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八路的抗戰故事

文章來源: 作者:趙廣寧 常鳳云 發布時間:2015年08月15日 點擊數:263 A- A+

一位老八路的抗戰故事

趙學山口述,趙廣寧、常鳳云整理

我是河北省大名府北門口東村人,1926年7月出生,父親蔣文明,母親崔三喜,我還有兩個哥哥。1928年我們全家逃荒到邯鄲涉縣偏店村。為了活命,父母把年僅2歲多的我送給了一戶姓趙的人家,改名叫趙學山。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7歲時我就與本村的伙伴四元、狗剩上山砍柴,到路邊地里村頭拾糞。

1937年7月7日正是秋收農忙季節,蘆溝橋方向傳來了轟隆隆的炮聲,在莊稼地里干活的鄉親們還誤認為是雷聲。過了幾天,張學良的東北軍向南方大撤退,步兵、騎兵、炮兵都有。部隊在偏店村留宿,第二天部隊離開以后,村子到處都是丟棄的槍支、彈藥和軍衣,這是開小差逃跑的士兵留下的。那晚還發生了兵變,一位營長打死了一位團長,團長尸體放在從村子里大地主家借來一口檀木棺材里,抬到村北頭一座廟墻邊,過了半年死者的親屬才將棺材運走。

東北軍撤走以后,大隊日軍氣勢洶洶開進村莊。前面開路的是工兵,專門砍樹架橋拆房子。日軍所到之處,火光沖天,尸橫遍地。鬼子殺人成性,只要看見老百姓,遠距離的槍殺,近距離的刀砍。老百姓成群結隊遠遠觀望,日本鬼子殺人,就亂成一團四處逃命。日軍將亂跑的老百姓抓起來,槍刺刀砍,對婦女兒童扒光衣服刺死。我隨父母和一幫鄉親跑到山上樹林里避難,看見村里從南到北濃煙滾滾火光沖天,父母不放心,派我回村看看自己家的房子燒了沒有。

當時我10歲,竄胡同一路小跑鉆進了自己家,房屋沒被日本鬼子燒掉,家里卻被翻得亂七八糟。玉米、黃豆等糧食都倒在了地上喂馬,缸砸爛,炕踩塌。從家門跑出來時遇見四元和狗剩,我們三個一起向村外跑,迎面碰上鬼子,四元和狗剩中彈身亡。我心驚膽顫,一路狂奔至前面土地廟,我就爬過去半蹲著藏在破墻后,透過裂隙目睹了鬼子屠殺鄉親們。大約有500—600日本鬼子用槍圍著200多鄉親,逼迫鄉親們跪成一排排,6、7個日本鬼子手拿東洋刀,一個一個砍鄉親們的頭。在我前面不遠的土堆上,兩個日本兵殺一對父子,兒子的頭被鬼子砍掉在地上,父親抱起兒子的頭放聲痛哭,鬼子惡狠狠的飛起一腳,將父親踢翻在水溝里掙扎不起。我不敢再看下去,趕快逃跑。離我五六米遠的地方有一個滿是煤渣的小斜坡,我不顧一切竄了出去,順著煤渣往坡下面滾,“叭、叭”日本鬼子開槍了,子彈從我耳邊飛過,我滾下斜坡鉆進了樹林死里逃生。這一天,偏店村被日本鬼子殺死了200多人。

鬼子慘無人道的屠殺行為激怒了當地老百姓,附近村屯的男女老少自發組織起來,拿起菜刀、柴刀、斧頭、鐮刀和棍棒等,同鬼子進行殊死較量。在共產黨八路軍的領導下,我們村成立了自衛隊、青年隊、婦救會和兒童團,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全民皆兵抗日救亡運動。

我13歲參加了偏店村的民兵連,背上了太行山八路軍發給的一桿山造槍,與本村抗日組織制造石頭雷(在一塊合適的石頭上打洞,放炸藥雷管,制作石雷),開展地雷戰打擊鬼子。

1941年1月,我正式加入了八路軍劉伯承部隊。同村參加八路軍的有十幾人,參軍時我們立下誓言,不把鬼子趕出中國,誓死不回家。當時劉伯承部隊在山西太行山打游擊,生活很艱苦。糧食都被日本鬼子搶光了,吃不飽飯。我們穿著粗布灰色軍裝,背著套筒槍或者七·九槍;每個人發十幾顆七·九子彈。每天的口糧就是一斤炒小米,戰士們用干糧袋把口糧背在身上,吃飯時,抓一點炒小米放在口盅里用開水泡就成了飯。為了填飽肚子,我們向老百姓討來牛皮,將牛皮放在大鍋里煮,煮熟之后,割成一卷卷發給每個班。行軍時實在太餓了,就把牛皮卷從前往后傳,一個人咬一口牛皮卷暫時填肚。平日我們還收集樹皮、蘋果片和山楂片充饑。劉伯承與鄧小平領導根據地軍民實行生產自給,一手拿鋤頭生產自救,一手扛槍抗日,減租減息,精兵簡政,度過了抗日戰爭時期最為艱苦的歲月。

1941年底我們部隊奉命開赴延安。一路上我們連急行軍,一天一夜走180里路,有的同志體力不支,累得嘴和鼻出血,仆倒在地犧牲了。去延安的途中要經過日本鬼子的幾個封鎖線。過封鎖線的時候,為了不驚動鬼子,行軍時不許說話,戰馬四蹄用布包起來,戰馬嘴巴用木板夾起來,傷病員不能呻吟。過了封鎖線以后,我們把傷病員交給游擊區的老百姓護理繼續前進。

深夜我們走到了山西省汾河邊。冬季的河面已結了一層薄薄的冰,汾河中間是湍急的流水。由于天黑看不清河有多寬,接到渡河命令戰士們紛紛跳進齊腰深冰冷河水中向對岸奮力游去。誰料想,汾河中心淤泥很深,我們走到了河中間,陷進厚厚的淤泥里無法前行。全連的人都下水了,在汾河中間越聚越多。忽然槍聲大作,不知何時走漏了風聲,鬼子從背后包抄過來,怎么辦?前有淤泥無法過河,后有鬼子步步緊逼,眼看著我們連深陷絕境。連長急中生智,大喊一聲“解開背包,把背包里棉被鋪在淤泥上,快呀”。同志們聞聽,立刻解下背包,從后向前一個一個傳背包,用被子在淤泥上鋪成了一條路。路鋪成了,鬼子也撲了上來,一時間手榴彈爆炸聲、槍聲、喊聲交織成一片。我踩著棉被鋪成的路過了汾河,在汾河岸上,看見還在汾河里的同志們與鬼子交上了火,許多同志中彈倒下了,鮮血染紅了汾河。

我們渡過汾河的同志有30多人,已經不成編制,剩下一位排長帶隊。第二天下午我們走到了汾河另外一條防洪溝里休息。大家都很累,我在放哨。我看見遠處村莊走出一個人,這個人身穿長衫,手拿文明棍,向我們走來,越走越近。我大喝一聲:“站住,干什么的?”“文明棍”說:“我是村里的良民。”到我們面前他點頭哈腰,說:“我昨晚聽到槍聲了,知道你們遭到日本鬼子伏擊了,現在特意看望你們。我回到村里馬上叫群眾給你們燒水煮飯。”我們表示感謝,他轉身就走了。“文明棍”梳著大背頭,兩只眼睛滴溜溜亂轉,不象好人。我們還在議論著,突然發現村子南頭一間爛房子圍墻周圍有好多鬼子,正悄悄向我們這里移動。“文明棍”果然是個漢奸,給鬼子探聽消息的,“突突突”,機關槍向我們掃射了。鬼子火力很強,排長大喊一聲:“化整為零,以小組為單位快撤。”

我和兩位戰友一口氣跑出了十幾里,藏在汾河邊一片沼澤地的水草里,才擺脫了鬼子的追擊。天已經黑了,離我們藏身地不遠處有個渡口,有一條正在擺渡的小船。我們冒險上了小船,小船上坐著十幾個百姓驚訝地看著我們,我們格外小心,如果小船有漢奸就跟他們拼了,好在一路上相安無事。河對岸是一個小村莊,又餓又累的我們悄悄走進村莊,敲開一家店鋪大門,掌柜看我們三個人的穿著打扮,明白是昨天遭遇日本鬼子伏擊的八路軍。

掌柜迎我們進店,倒開水給我們喝。還端出兩盤饅頭和包子,等我們吃飽肚子后就領著到他單身睡的炕休息。第二天清晨,掌柜給我們每個人準備4個饅頭,送了我們一程,告訴我們走幾十里以后,翻過一片丘陵就到了有八路軍活動的地方了,再三囑咐千萬不要走錯路,否則走到敵占區去就危險了。

經過半天的行軍我們終于看到了丘陵,翻過丘陵后前面不遠處有個村莊,兩位戰友進村找水喝,我在丘陵等候。從丘陵北面的另一條小路上走來了一位70多歲的老太太,我迎了上去問:“大娘您從哪來?”大娘指向遠方說:“從山窩那邊來。”“那邊有村子嗎?”我問。“有,上山坡就看到了,那里還有很多部隊。”大娘回答,我問:“是什么部隊知道嗎?”老大娘搖搖頭說不知道。天都快黑了,還不見兩位戰友回來,不知遇到了什么情況,我決定不等他們了。一個人小心翼翼沿著老大娘指引的道路慢慢往上走。我爬到一座山坡上向下看,一個很寬的山窩里中間是村莊,周圍是群山峻嶺。在我不遠處小樹林有兩個游動哨在來回巡視。我躲開游動哨進了村莊,見一支部隊正在集結吃飯。我混進吃飯的地方,拿起碗筷吃起馬鈴薯、南瓜和小米干飯,發現這支部隊是八路軍。我到連部報到,才知道我們連在汾河被日本鬼子伏擊傷亡慘重,大部分同志都犧牲了,只剩下一小部分同志,現在這支部隊是中央電令另一支部隊火速奔赴延安的。我到編入一排一班,隨部隊繼續向延安前進。

我們接受了教訓,與沿途把守封鎖線的偽軍取得聯系。當時,有良知的偽軍,為了給自己留一條后路,暗暗放八路軍通行。一天我們連住進了一個日偽軍司令部大院。偽軍司令四十出頭,高大強壯。他全身上下都是日本人裝束,八字胡,頭戴牛皮帽子,腰跨日本軍刀,腳蹬大馬靴。偽軍司令讓我們白天在四合院的大瓦房里睡覺,專門派三個人給我們挑水,兩個人打探日本鬼子的動靜,五個人為我們放哨。在司令部里睡足覺后,夜晚偽軍武裝護送我們順利通過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鎖線。

急行軍途中,戰士們的雙腿和雙手都長滿了膿包疥瘡,走到離延安還有20里路的村莊我們原地休整。黨中央很關心我們,馬上派醫生來。中央首長們不斷看望我們,送來了小米白面豬肉。過了一個星期,我們的病都好了,身體恢復了健康。每人發了一件外衣和一件內衣,走了兩個小時,我們連就到了延安。

延安是一個大平川,過去叫延安府。中間有一條延河,水流很大。延河兩邊是高大的土山,土山是一排排窯洞。北面住滿了中央機關的干部和部隊,南面住的是十八集團軍司令部及美國辦事處三人小組。西面有一個中央人民醫院,還有一座八路軍大禮堂是用茅草蓋的,開大會和演戲都在這里舉行,東面的寶塔山下就是延安古城,日本鬼子飛機的數次轟炸已把古城變成了一片廢墟,只剩城中的兩只石獅,還有幾截大方塊石砌成的城墻。十八集團軍總后勤部就在南門外靠山的地方,我們連就駐扎在這里,擔負著十八集團軍總后勤部的警衛任務,那時的總后勤部部長是楊立三。隔著延河對面就是王家坪,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也住在那兒,沒值班任務時我和其他警衛戰士也經常過去玩。我還榮幸地見到過毛主席。那是延安抗日大學表演節目,毛主席坐在臺下看演出,我們警衛連巡邏路過現場,遠遠能看一眼我們的領袖。

延安人煙稀少物質匱乏,由于國民黨的長期包圍、封鎖,這里的生活很艱苦,糧食和必要的生活用品都無法運進來,國民黨就是想餓死、困死我們。整風結束后,毛主席號召延安的所有軍民展開大生產自救運動,我們總后勤部警衛連除了少數人留在家擔任警衛任務外,其余的都到了南泥灣燒炭、開荒去了。記得我的班長叫蒙自明,戰士有馬小白、楊小河、牛一章。

南泥灣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很是荒涼,虎、豹、狼、黃羊、野兔很多,蛇也特別的多。蛇經常乘我們休息不注意時鉆到衣褲里,有時拿起地上的衣服下面都有蛇盤著,它是嗅著人的氣味來的。蚊子也很多,一群群黑壓壓的一片,伸手就能抓一把。南泥灣的生活異常艱苦,剛到時沒有住的地方,我們只能自己挖窯洞住。開荒前先把大樹砍了,燒成木炭送到延安,再一把火燒光雜草。我們開荒有兩種方法,一種辦法是全連人把山團團圍住,每人一把鋤頭。連長一聲令下,眾人一起同時刨地。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排隊,以班為單位向山頂上刨地,哪個班先刨到山頂就插上紅旗評為第一名。每天每人平均開荒兩畝多的任務,工作量很大。

第一年我們連一百多號人只配給一千多斤玉米,糧食不夠吃就吃野蒜、苦菜、野芹菜和木耳等。這里的樹林雨后木耳特別多,一人一個上午就能采回一籮筐。一次連里不知從那里弄來了幾百斤鍋巴,我們就把它磨成粉和野菜一起煮糊吃。一年下來我們連開墾荒山近千畝,種上了糜子、蕎麥和玉米。由于南泥灣的土地非常肥沃,當年我們就獲得了不錯的收成。在南泥灣墾荒三年,我們學會了種地、紡紗、織布、學文化,不但解決了自己的溫飽,還給延安邊區提供了大量的糧食,打破了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 我們連養了一條狗,有段時間每天晚上都叫得很兇,還邊叫邊往外追持續了好幾個晚上。有一天狗不見了,第二天中午它逃了回來,脖子上血淋淋的,好象被什么兇猛的動物咬了一口。我趕緊給狗上藥療傷,一段時間后就好了,后來發生的一件事,我才明白狗傷是被老虎咬的。那天半夜是我站崗,我沿著我們住的一排窯洞前來回的走動著,忽然在窯洞下方十多米處不遠的一條小路上傳來了似老人的哼哼聲,我想可能是那位老百姓病了來找醫生看病吧,轉念一想,不對,這里除了部隊是沒有老百姓的。哼哼聲越來越近,天空一會下幾滴小雨,一會又從云縫里露出半個月亮忽明忽暗的。借著月光,我順著聲音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見一只老虎趕著一頭豬,老虎死死咬著豬的屁股,虎尾鋼鞭一般左右不斷抽打著豬身,豬疼痛難忍,發出了哼哼聲。前面有一條小河,豬掙扎著不愿過,過了河就是玉米地,豬就要被吃掉。我知道這頭豬是2旅喂養的,我輕輕推上子彈慢慢舉起槍,“叭、叭”,向老虎方向開了兩槍,老虎猛地往前一竄,越過小河鉆玉米地里不見了。槍聲驚動了全連,大家紛紛提槍跑了出來,我向連長匯報了情況。連長叫一位排長帶三十多個人下去到玉米地里去找豬。夜半三更玉米地里到處是黑黝黝的樹樁,大家都很緊張生怕碰到老虎。找了半個多小時,終于把豬找到了。第二天2旅派了兩位同志過來了解情況,對我們再三表示感謝,然后把豬領回去了。

又一天傍晚,我們大家有說有笑的正走在收工回來的路上,天已經黑蒙蒙了,忽然我們聽到路邊不遠的林子里傳來了一個女人的哭聲,在這荒山野嶺連個村莊都沒有的地方,哪來的婦女哭聲,大家邊走邊議論。我問班長去看看嗎?班長說,你去看看吧,如果真有人在哭,就把她帶回來送她回家,我一溜小跑,到了林子邊一看,嚇了我一跳,原來是一條狼在嚎,狼嚎會把一群狼給招來的,我趕緊告訴戰友們遠離那頭狼 。

1945年秋天,南泥灣的莊稼黃熟了,就要收割了。這時,我們接到了黨中央的緊急命令,命我們警衛連馬上輕裝趕回延安。回到延安后才知道我們警衛連奉命解散,有的調到中央機關,有的到前線,有的當警衛員,有的當通訊員,有的調到電臺,我調到第十八軍總后勤軍需庫當保管員。這時候,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結束了。

2005年8月30日在賀州,我與賀州12名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同志獲得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合頒發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

 

       作者趙廣寧是口述者兒子

       常鳳云是賀州紅豆網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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