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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召開

文章來源:《黨史縱覽》 作者: 發布時間:2016年03月01日 點擊數:228 A- A+

1949年春,中國大地上的大決戰已見分曉,國民黨失敗,共產黨獲勝,已成必然趨勢。22年處于非法狀態而不得不武裝反抗的共產黨,終于取得了政權。新政權該怎么組建?要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中國大地上的各種政治力量,都在觀望著。

中國共產黨人對此早有準備,在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就在政治報告中提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毛澤東還為實現民主聯合政府設計了兩個步驟:一是“經過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二是“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在全國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的形勢下,中共的“民主聯合政府”主張大得人心。與此同時,除原有的中國民主同盟等外,又新組建了一些民主黨派。一時間,召開黨派會議,推動民主政治,成為輿論主流。開會總要有個名目,時稱“政治會議”,國民黨談判代表提出加上“協商”二字,于是中國有了“政治協商會議”。

但政治協商會議卻是命運多舛,開了沒多久,獨攬大權的國民黨就撕毀了民主契約,挑起全國內戰。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等黨派拒絕參加的情況下,拉攏青年黨、民社黨和少數無黨派人士,通過“憲法”。1948年5月1日,南京國民大會閉幕,蔣介石“高票”當選總統。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發布“五一口號”,毛澤東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同時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號召發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熱烈響應。

5天后,在香港的民主黨派負責人有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聯名致電毛澤東,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認為這是“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們還同時發表通電,號召國內外暨海外僑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8月1日,毛澤東致電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者、參加者的范圍、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征求意見。同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漢年的電報,要他們按照毛澤東上述電報要求征詢各民主黨派的意見,并把這個征詢推廣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歡迎他們到解放區來商談和進行準備工作。次日,他又致電錢之光,讓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從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

為了同各民主黨派人士一起商討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周恩來煞費苦心,仔細考慮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黨派民主人士安全地運送到解放區,同時也要設法將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轉移到中共中央駐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來。

當時,香港與解放區之間的陸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斷。周恩來最初曾經試圖開辟“香港——英國——蘇聯——哈爾濱”的專門路線,可港英當局沒有同意。周恩來當即決定放棄這一設想,決意開辟從香港坐船到大連或營口進入解放區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書記方方接到周恩來的電報指示后,成立了一個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組,由潘漢年掌管全面,夏衍、連貫負責與各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聯絡,許滌新負責籌措經費,饒彰風負責接送的具體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和他的秘書林一元等,人數不多。這是由于租來的蘇聯“波爾塔瓦”貨船不大,客房極少。為了安全起見,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運走,自己離家時只帶一個小提包,還化了裝。1948年9月12日上午,這艘負有特殊使命的貨船,向北出航。經過16天的海上航行,終于在9月27日早上抵達朝鮮的羅津港。李富春受周恩來委托,提前趕到羅津迎接。29日,代表們到達哈爾濱市。

11月3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崗、李富春電:“依據目前形勢的發展,臨時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經全國臨時人民代表會議,即徑由新政協會議產生。”因此,“應多邀請一些尚能與我們合作的中間人士,甚至個別的中間偏右,乃至本來與統治階級有聯系而現在可能影響他擁護聯合政府的分子,以擴大統戰面”。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馬敘倫、郭沫若、丘哲、許廣平、陳其尤、翦伯贊、馮裕芳、曹孟君、韓練成等。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他們從香港開赴大連。當時,周恩來特地事先拍電報給在大連負責情報工作的馮鉉和劉昂,指示說: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安排最好的旅館,民主黨派負責人要住單間,確保安全;要舉行歡迎宴會(并具體指定了座位座次)。還指示說北方天氣寒冷,要為他們準備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請大連市委協助做好接待工作。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較多,護送工作的確要慎之又慎,特別是要籌劃李濟深安全離港的工作,更是大費周章。周恩來在給大連電示的同時,也給香港錢之光處發了電報,告訴他已經走了兩批人員,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行動要更加謹慎。

李濟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聯系密切外,港英當局與他常有來往,與美國領事館也接觸頻繁。白崇禧曾親筆寫信給李濟深,請他到武漢“主持大計”。后來由于國民黨進步人士何香凝、梅龔彬等的勸說,李濟深才沒有上當。

李濟深的寓所在中環半山區羅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馬路對面租了一層樓,派了幾個特工人員住在那里,名為“保護”,實則監視。中共5人小組經過研究,擬定了一個周密的計劃,決定在圣誕節次日的夜間上船,12月27日凌晨駛離香港。到了12月23日,時任香港《華商報》董事經理、代總編輯楊奇接到任務,負責運送李濟深的兩件行李,并負責護送李濟深等人以參加宴會為掩護,登上了蘇朝合營的貨船“阿爾丹”號。

這艘載著李濟深、茅盾、柳亞子等30多人從香港赴大連的輪船,在途中遇到大風浪,耽誤了一些時間,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達大連。周恩來知道后非常著急,幾次去電大連詢問情況,直到他們安全抵達大連,才放下心來。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我方事先設法買了御寒的皮貨,民主人士一到,負責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獺皮帽、皮鞋、貉絨大衣。他們收到這些物品,十分感動,有的人要付款。劉昂等人解釋說:解放區實行供給制,衣帽鞋都是送的,這是周恩來指示我們辦的。大家連聲說:恩來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給我們安排這樣好,真是太感謝了。這批民主人士在大連逗留期間,游覽了市區,參觀了工廠。

新政協的籌備會議原定在哈爾濱召開,由于形勢發展飛快,后來改在北平召開籌備會。1949年2月27日,周恩來在西柏坡親自審閱修改《關于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議》、《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組織條例(草案)》、《參加新政協籌備會各單位民主人士候選人名單》、《政府組織大綱(草案)》、《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綱領(草案)》,并批示將它們以《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有關文件》為名付印成冊。

1949年4月初,國共雙方代表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周恩來在20天的談判過程中,先后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學教授會面,向他們報告和談進展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之后又向各民主黨派人士報告了和談破裂的經過。

和談破裂后,周恩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協的籌備中。6月11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預備會議舉行,商定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的單位為23個,共134人,并確定了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人選等。

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周恩來擔任大會臨時主席并致開幕詞。經過討論和修改,通過了籌備會的組織條例和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的名單。周恩來強調:這次會議期間,“凡是重大的議案不是光在會場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總是事先有協商的”,“協商這兩個字非常好”。

當晚,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周恩來主持下舉行,推選毛澤東為常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陳叔通為副主任,李維漢為秘書長。為了加快各項準備工作,決定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6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協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起草宣言;五、擬定政府組織大綱;六、擬定國旗、國徽及國歌方案。周恩來并被推選兼任第三小組組長,負責起草《共同綱領》。

19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后,一切籌備工作都由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及其領導的6個小組分別擔負起來。周恩來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協商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和起草《共同綱領》上。

參加新政協的代表名單,需要代表廣泛包括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區域、人民解放軍、國內兄弟民族、國外華僑及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取舍恰當,十分不易,可謂是整個籌備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代表名單,一般先由單位提名,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反復磋商,再確定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常常為了某一個代表的適當與否而函電往返,斟酌再三,費時達數周之久。這方面的問題既復雜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周恩來親自處理的。

在處理復雜的黨派問題的同時,新政協還特設“無黨派民主人士”一類代表,以盡量照顧到各個方面。周恩來說:“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形成的。由于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嚴重壓迫,許多志士仁人雖然沒有組織起來,但卻在領導著、聯系著很大一批民主人士從事民主運動。因此,嚴格和正確地說,無黨派民主人士是沒有黨派組織有黨派性的民主人士。”

作為負責起草《共同綱領》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三小組組長,周恩來在6月18日主持召開了第三小組第一次會議,決定由中國共產黨起草《共同綱領》的初稿,第三小組組員分為政治法律、財政經濟、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5個小組討論,分別寫出具體條文,供起草者參考。他說:“我們的政協會議,加上一個‘新’字,以區別于舊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將決定聯合政府的產生,也是各黨派各團體合作的基礎。”

為了保證按時拿出《共同綱領》的草案,周恩來請示毛澤東,暫時放下手頭的許多事務,集中精力完成這項工作。于是,一段時間里,人們很難見到周恩來的蹤跡了。他在6月下旬把自己“關”在勤政殿里,親自動手寫作《共同綱領》條文。經過一個星期廢寢忘食的“鏖戰”,終于完成了起草工作。然而,他沒有休息,又急忙召開會議,征求各方面對草案的意見,并進行修改。周恩來所執筆的《共同綱領》以明確而概括的語言,規定了新中國的國家性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政權機關、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是新中國成立的一份重要文獻。其中,明確新中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它的“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周恩來擔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維漢任副主任。

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此時還沒有一個正式名稱。于是,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就國號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協商。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致詞時最后呼喊的三個口號中,有一個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在新政協籌備會起草各項文件的過程中,一些代表對這個原擬的國名“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潔瓊發言說,如果國名太長,用時不用全稱就要注明是簡稱。黃炎培和復旦大學教授張志讓的意見被整理成書面報告,提出:“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也對原擬國名提出質疑,發表了第三種意見。張奚若說:“有幾位老先生嫌‘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名字太長,他們說應該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好。”張奚若繼續說:“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兩字了,豈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詞democ-racy來自希臘字,原意與‘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從以下解釋也很容易明白:為共和而非專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復寫上 ‘民主’二字。”

可在討論中,毛澤東卻支持沿用“中華民國”國號,理由是共產黨是救中國不是亡中國,新中國取代舊中國是新政府取代舊政府,不是新國家取代舊國家, 我們共產黨反蔣不反孫。后來何香凝打了個圓場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里面包涵了“中華民國”這4個字,其實質是一樣的,“民國”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身為共和奮斗,這國自然就是“共和國”了。毛澤東聽了覺得有理,就沒有作聲了。

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四小組把關于國名的意見歸納了三種名稱,留待政府組織法起草委員會去斟酌。經8月17日小組第三次全體會議修正,通過為組織法的初步草案。在這個初步草案里,新的國名去掉了“民主”二字,采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在國號后面仍拖著一個“尾巴”。在后來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國號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帶著一個括號,里面寫著“簡稱‘中華民國’”6個字。

8月2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討論政協組織法草案時,周恩來提議,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人民民主國家中需要統一戰線,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仍然有與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要合作,就要有各黨派統一合作的組織,這組織就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要長期存在下去。”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時15分,宋慶齡由鄧穎超等陪同從上海抵達北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民主黨派負責人等到前門車站歡迎。

車剛停穩,毛澤東便走進車廂,握著宋慶齡的手熱情地說:“歡迎你,歡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慶齡高興地說:“謝謝你們的邀請,我向你們祝賀,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宋慶齡在毛澤東陪同下走下列車。她身著一套黑色拷綢旗袍,系一條潔白的紗巾,盤著發髻,顯得十分端莊。周恩來迎上前去握手問候,宋慶齡說:“感謝你派你的夫人來接我。”周恩來說:“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領導新中國的建設。”

原來,早在這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便聯名寫信給留居上海的宋慶齡:“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將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并對于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于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和漢年、仲華熟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回音。”

宋慶齡接到信后,因當時身體不適,不宜旅行,暫時未能動身。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旬,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召開之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商量要派一位專使專程去上海請宋慶齡北上。這時,周恩來建議選派和宋慶齡交情很深的鄧穎超去上海迎請為好。毛澤東則補充說,曾長期在宋慶齡先生身邊工作的廖夢醒一同去迎接更好。

廖夢醒先行一步,見到了宋慶齡。因為孫中山是在北平不幸病逝的,所以宋慶齡對廖夢醒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夢醒說:“北平將成為紅色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恩來同志,特來迎你。你打算什么時候見大姐?”宋慶齡說她想好了再通知廖夢醒。

6月19日,毛澤東給宋慶齡寫了一封親筆信:“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4年。仰望之忱,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

兩天后,周恩來也親筆給宋慶齡寫了一封信:“慶齡先生:滬濱告別,瞬近3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現借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專上。敬頌大安!”

6月28日,鄧穎超接到宋慶齡宴請自己的請柬。當天,鄧穎超帶著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和許廣平、羅叔章一起從北平專程赴上海。29日,鄧穎超到宋慶齡的寓所。多年不見,勝利重逢的歡樂,使中國這兩位偉大的女性擁抱在一起。

鄧穎超款款敘說別離后的情懷,宋慶齡非常有興趣地傾聽著。接著,鄧穎超介紹了新政協的籌備情況,并從手提包書取出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筆信,鄭重地說:“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在北平召開,中央人民政府也將正式建立。黨中央、毛主席懇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國大計。”

宋慶齡接過兩封信,明白其中的分量。她仔仔細細地看完了,認認真真地思索著,慢慢地說:“這事容我再仔細想一想。”鄧穎超忙說:“這事不忙馬上定下來,先生可以從容考慮再作定奪。”

鄧穎超在上海留下來了,一留便是兩個月。期間,鄧穎超又幾次去看望宋慶齡,約請她出席有關活動、或出席宋慶齡在上海舉辦的有關公益活動。終于有一天,宋慶齡微笑著對鄧穎超說:“我決定接受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先生的邀請。”

隨即,鄧穎超和宋慶齡商量哪一天動身,并立即通知北平。

當時,有3個單位都提出要推宋慶齡為代表,她以什么名義參加政協會議呢?7月18日,周恩來和李維漢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陳毅、潘漢年并轉鄧穎超,請他們就這個問題征詢宋慶齡本人的意見。

3天后,鄧穎超復電周恩來、李維漢說:“孫夫人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愿參加任何團體,只愿以個人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同時,鄧穎超提議:“以宋為特別邀請代表,請中央決定。”

為此,新政協代表中特設了“特邀代表”一類,其中有宋慶齡、陶孟和、張難先、張元濟、張治中、邵力子、程潛、傅作義、周信芳、梅蘭芳、賽福鼎等。8月6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新政協9月開會,孫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來平為好,并請她9月下旬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籌備會議。”可以說,宋慶齡北上參加政協會議,與周恩來的大力推動是分不開的。

為讓代表進一步了解會議有關情況,便于會議期間討論, 9月7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協會議代表作《關于中國人民政協幾個問題的報告》。

15日,周恩來作為政協中共黨組書記,在新政協籌備會上說明,新政協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據黨的統一戰線的路線、方針,采取和各黨派各團體充分協商的方式確定的。同時,他反復講解黨的統戰政策:“民主人士對于孤立蔣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們必須學會同他們共事。我們不能以為,天下是共產黨打下來的,我們是主人,是我們請你們來開會的。都是政協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指出:革命勝利后“需要動員各種力量參加工作,到處都要碰到合作的問題”,因此必須加強同黨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如果“我們領導得好,可以不流血過渡到社會主義”。

17日,由周恩來主持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他代表常委會作了關于會議籌備工作的報告,宣布會議籌備工作已經勝利完成。這次會議上,正式決定將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9月21日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出席開幕式的各黨派、團體代表634人,來賓300人。6時后,與會者陸續入場,每人胸前都別著一枚剛剛趕制出來的新政協徽章。

當晚,懷仁堂門前,彩色氣球上懸著墨綠色的飄帶,門兩側彩旗迎風招展,會場之內玻璃燈、水銀燈交相輝映,使整個會堂顯得莊嚴瑰麗,光彩奪目。政協籌備委員會工作人員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讓這座古老建筑煥然一新。

主席臺的上方,懸著巨幅會標“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主席臺的后幕上懸著政治協商會議會徽。會徽的下方,并排懸著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由于新的國旗還沒有最后確定,兩旁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旗。主席臺布置得莊嚴大方。

主席臺上坐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程潛、何香凝,沈鈞儒、黃炎培、郭沬若、周恩來等。當毛澤東宣布大會開幕時,軍樂隊齊奏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同時在場外鳴放禮炮54響。全體代表起立,熱烈鼓掌達5分鐘之久。

周恩來代表籌備會報告了出席會議的各類代表名額和總人數,提出主席團名單和秘書長人選的建議,得到全場一致通過。

毛澤東用洪鐘般的聲音致辭開幕詞。當他以沉穩、緩慢的語調莊嚴宣告“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時,全場人們的眼里都閃爍著淚花。

22日,周恩來代表主席團向大會作了關于主席團常務委員名單和設立6個分組委員會的報告,并代表第三小組作了《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的報告。23日,周恩來聽取第六小組秘書彭光涵匯報新政協代表在討論國旗、國徽、國歌等方案時發表的各種不同意見。

其實,自登報征稿后,社會上反響強烈,僅1個月內便收到數以千計的設計稿件。其中,國旗提案1902件、圖案2992幅;國徽提案112件、圖案900幅;國歌提案633件,歌詞694首。應征者遍及國內外,來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寫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農民、機關干部,同時也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作家、自由職業者,還有解放軍戰士、海外華僑,甚至連小學生也以稚嫩的字跡寫來了意見稿。周恩來說,這充分說明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各階層人民對于人民政權的擁護,對新中國的國旗、國徽、國歌的誕生異常關心,翹首以待。

周恩來發現,征得的國旗圖案大體可分為四類:一、鐮錘交叉(或稱鐮刀斧頭)并加五角星。此類圖案最多,開始贊成的人也多,如陳嘉庚就專門設計了中國式的鐮刀斧頭圖案,還說:“中國有中國式的鐮刀、斧頭,不能因蘇聯用了,我們就不用。這是最好的代表工、農建國的圖案,許多來稿都說了這個問題。”二、嘉禾齒輪代表工農聯盟的圖案。三、以兩色或三色的橫條、豎條加鐮刀、斧頭或五角星或嘉禾齒輪。四、以紅旗上排列五角星圖案,或者紅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兩條黃杠代表黃河、長江等。

經過反復研究,大家一致認為,前三類不合國體,不能采用。較為可供參考挑選的只有第四類。為了廣泛征求意見,又從中評選出較好的幾十幅圖案。為了評選時不帶任何偏見,周恩來指示把選出的幾十幅圖案按類型編成一冊,每幅圖案只編號,不寫作者姓名。

經過初評復選,38幅國旗圖案闖過一關又一關。其中,“復字1號”是紅旗上方有一顆大五角星;“復字3號”是中間加兩條黃杠表示黃河、長江;“復字4號”是中間加一條黃杠代表黃河。最初,贊成選擇“復字1號”、“復字4號”、“復字3號”為國旗圖案的比較多,毛澤東也曾是“復字4號”的贊同者。上海曾聯松設計的五星紅旗圖案被編為“復字32號”,其草擬的說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國共產黨,周圍4個小五角星表示工、農、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盡管大家比較傾向“復32號”五星紅旗的圖案,但又覺得4個階級的提法不妥。有人說:資產階級怎么能進入社會主義呢?

后來,毛澤東在勤政殿邀請各方面人士。宴會后,毛澤東拿著放大了的五星紅旗圖案說:“中國的革命勝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工、農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斗爭取得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今后還要共同努力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我看這個圖案反映了中國革命實際,反映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大團結共同進行革命斗爭的方向。我看就提在共產黨領導下,我國人民的大團結。國旗是不是就選這個圖案?”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贊同。

25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約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田漢、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開會,協商確定國旗、國歌、國都、紀年等問題。

當時,收到的國歌歌詞、歌譜應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馬敘倫、馮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組評選了一部分歌詞、歌譜印發給大家,有的還組織樂隊進行演奏,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討論時,大家都認識到,要在短時間內創作出理想的國歌詞譜,的確比較困難。

但是,新中國誕生之時不能沒有國歌。國歌既要有大眾性,又必須具有莊嚴性,如此雅俗共賞的歌曲創作確實不易。而且,國歌代表一個國家,特別是代表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的國歌!用一支什么樣的歌曲才能充分體現它的特點,反映億萬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心聲呢?

大家一時陷入了沉思。這時,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來發言,打破了沉默:“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么樣?”此人就是著名畫家徐悲鴻。

周恩來立即表示支持,說:“徐悲鴻先生的這個建議很好。《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雄壯而豪邁,很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合演奏,也適合于大家演唱。用這首歌作國歌是合適的。”

周恩來說完,著名建筑學家、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顧問梁思成站起來發言:“徐悲鴻先生的這個建議我贊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國時,有一次上街,聽見有人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位騎自行車的美國青年,這說明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用這支歌代國歌很好。”

接著,大家紛紛發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討論時,有人說:“新中國即將成立了,中華民族已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東方,而這首歌詞當中卻有‘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樣不符合現在情況的句子,是不是過時了?”聽后,周恩來說:“這首歌在抗戰中起過巨大的鼓舞作用,盡管新中國成立了,但今后還可能有戰爭,我們還要居安思危。”

商議結果,大多數人傾向于在國歌未制定以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最后,毛澤東說:“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做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

毛澤東說完,大家熱烈鼓掌,表示贊同。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周恩來建議,大家合唱《義勇軍進行曲》。于是,豐澤園里傳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聲。

當日深夜,黃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馬寅初、沈鈞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飯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來和林伯渠聯名相邀的午宴請柬。上面寫著:“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并商談重要問題,請出席。”接到這種請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歲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應邀者按時趕到六國飯店。周恩來主持宴會。他叫人關上餐廳的大門,開始講話。周恩來說:“今天請來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如此。在討論文件時,各位看見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么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4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說完后,快人快語的民建代表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我國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3年一屆,3年之后,我們再來除掉,并無不可。”何香凝接著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用許多烈士鮮血換來的。關于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我的意見。”

這時,辛亥革命參加者、清朝進士周致祥,態度堅決地反對用簡稱,他說:“我反對仍要簡稱,什么‘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是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緊接著,83歲的美洲僑領司徒美堂激動地站起來,要求發言。這時,宴會廳里顯得更安靜了,大家等待著聽這位老人的意見。他說:“我沒有什么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于‘中華民國’4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22年來更被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么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得改好,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做‘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么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司徒美堂的話言之成理,擲地有聲。一說完,大廳里頓時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曾以痛罵國民黨官僚資本而出名的馬寅初也站起來,表示說:“我完全擁護剛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張。括號中的簡稱不倫不類,不像話,應該去掉!”民盟領導人張瀾表示:“我也反對用什么簡稱。”陳叔通也贊成此議。

接著,法律專家沈鈞儒從法律的角度對簡稱問題進行了解釋。他說:“如果有些群眾還要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這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如此。遍觀世界各國國號,只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于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時,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 ‘簡稱中華民國’。”

于是,會上的態度成了一邊倒,幾乎都開始反對用“中華民國”這個簡稱。

最后,由周恩來作小結,他介紹了文件草案上有這個括號的緣由,并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送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并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后決定。”

27日,政協一屆全體會議繼續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會議討論和通過了政府組織法,一致同意和決定:去掉國號后面“中華民國”的簡稱。政協代表們認為,簡稱“中華民國”去掉,不等于把中華民國過去革命的歷史意義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國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

同時,馬敘倫代表國都、紀年、國旗、國歌方案整理委員會向大會作了報告。

經過討論,周恩來代表主席團提出了4個決議草案付諸表決: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為北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公元,今年為1949年。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周恩來的話音剛落,掌聲如雷,響徹了整個會場,經久不息。以上4個議案被全體代表一致通過。遺憾的是,因沒有確定國徽的式樣,即使在國慶日上也未能使用。

29日,周恩來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主持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關于選舉中國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

30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懷仁堂舉行閉幕會。

會議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張瀾、李濟深等180人當選;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體委員: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6人為副主席,周恩來、陳毅等63人為政府委員;討論和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和給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電。

會上,周恩來提議將“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建在天安門廣場上。他解釋說,之所以這樣提議,是因為天安門廣場有“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同時這里也是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這個意見得到大多數代表的贊同。

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49名著新式軍裝的軍樂隊員,演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下午6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全體政協代表從懷仁堂來到天安門廣場,整好隊,開始舉行紀念碑奠基典禮,首都各界群眾代表3000余人出席。

林伯渠在莊嚴的國歌樂曲聲中宣布儀式開始。周恩來在肅穆的氣氛中,代表大會主席團致詞:“我們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為號召人民紀念死者,鼓舞生者,特決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建立一個為國犧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在,1949年9月30日,我們全體代表在天安門外舉行這個紀念碑的奠基禮。”接著,全體代表脫帽靜默志哀。

哀畢,毛澤東宣讀紀念碑碑文:“30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而后,毛澤東跨步向前,執鏟鏟土,投入坑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其他代表也都一一鏟土入坑,為紀念碑的基石培土,為中國“第一碑”奠基,表示對革命先烈的崇敬。

當天晚上,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宴會,慶祝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的勝利閉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國家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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